​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：中状元后大清就亡了，他在民国受怎样待遇？

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：中状元后大清就亡了，他在民国受怎样待遇？

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：中状元后大清就亡了，他在民国受怎样待遇？

世人皆知，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，为朝廷选拔了无数栋梁之才。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总有一个人要做那最后一个＂状元郎＂。1904年，河北青年刘春霖在慈禧太后70大寿恩科中一举夺魁，站上了人生巅峰。然而他没想到，这个来之不易的状元名号，却成了大清王朝最后的辉煌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当他意气风发地走下龙椅，转眼间却迎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新时代。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民国年代，这位满腹经纶的末代状元，又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？面对日寇的诱降，他又是如何抉择？让我们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一、寒门学子的逆袭之路

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在河北省肃宁县北石宝村，一个普通的农家迎来了新生儿刘春霖。这个偏僻的小村庄，土地贫瘠，农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能糊口便已是万幸。刘家世代务农，家中仅有几亩薄田，全靠刘春霖的父亲和兄长们辛勤耕作维持生计。

刘春霖自幼与兄长刘春堂一道，在村中私塾读书。当时的私塾先生姓张，是一位秀才出身的教书匠。因见两兄弟天资聪颖，便特别开恩，允许他们免费入学。每天清晨，兄弟俩要先帮家里干完农活，才能去私塾读书。冬日里，他们经常是饿着肚子，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寒风中赶路。

在私塾中，刘春霖展现出过人的天赋。他七岁开始习字，九岁便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。十岁那年，村里办喜事，主人家特意请他写了一副红色喜联，字体遒劲有力，结构匀称，引得乡邻们连连称赞。此事在当地传开后，不少人都慕名而来，请他写对联、写家谱。这些零星收入虽然不多，却也帮补了家用。

十二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，让本就贫困的刘家雪上加霜。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，刘父不得不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头耕牛。刘春霖和兄长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开始在农闲时节帮邻村富户抄写账册，挣取微薄的工钱。

兄弟俩在艰苦中互相扶持。每逢夜深人静，他们就在昏暗的油灯下共读一本书，轮流背诵。因为买不起纸笔，他们就在院子里的地上练习写字，直到深夜。寒冬腊月，他们就挤在灶台边取暖，一边烤火一边默写八股文章。

十五岁那年，兄弟俩一同参加县试。当时的考场设在县衙，考生需要连考三场。第一场考四书五经，第二场考策论，第三场考判断文字。两兄弟凭借平日的刻苦用功，双双考中秀才，成为村里百年来第一对同考中秀才的兄弟。这一消息传回村里，乡亲们纷纷前来道贺，刘家的门槛都被踩破了。

从此，刘春霖更加发奋读书。他每天只睡四个时辰，其余时间全部用来温习功课。他将自己临摹的字帖贴满墙壁，走到哪里都要默念几遍。秋收时节，他一边割麦子一边背诵经文，常常干活时嘴里还念念有词。邻居们都说，这个刘家的后生，准能出大头。

这种刻苦付出很快得到了回报。在随后的府试中，刘春霖名列前茅，被推荐参加省试。为了筹措赴省城应考的盘缠，刘家不得不典当了祖传的几件铜器。这一切的付出，都是为了能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走得更远。

二、末代状元的金榜题名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慈禧太后70大寿，朝廷特开恩科。这一年的科举考试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举人蜂拥而至。当时的北京城内，处处可见身着青衫的士子，大街小巷挤满了赶考的举人。贡院门前，摆满了卖文房四宝的摊位，沿街的客栈更是一房难求。

这一科殿试，朝廷特意颁布新政，改变了以往的考试规则。除了传统的八股文外，还增加了策论一科，要求考生答题时必须结合时事。这个变化让不少举人措手不及，但对于一直关注时局的刘春霖来说，却是难得的机会。

殿试当日，天还未亮，刘春霖就随着人流涌入贡院。这座历经数百年的考场，青砖黛瓦，肃穆庄严。考生们依次进入号舍，开始了最后一场决战。考题出人意料，竟是要论述＂海防＂。这个题目正中刘春霖下怀。他在答卷中详细阐述了沿海防务的重要性，并提出了具体的强化海防建议，包括购置新式军舰、培养海军人才等。

放榜那天，北京城内万人空巷。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贡院门前，等待张榜公布。当金榜揭晓的一刻，刘春霖的名字赫然位列第一。这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寒门学子，终于登上了科举的最高峰。

依照惯例，新科状元要穿着大红袍，骑着高头大马游街。刘春霖坐在马上，看着街道两旁欢呼的人群，回想起当年在泥地里练字的情景，恍如隔世。游街结束后，他被召入紫禁城面圣。慈禧太后亲自为他赐宴，还赏赐了金银器具和绫罗绸缎。

然而，这份荣耀来得似乎有些晚了。就在刘春霖中状元的第二年，清廷颁布上谕，宣布废除科举制度。这道上谕犹如一声惊雷，让无数寒窗苦读的士子失去了仕途的阶梯。刘春霖因此成为大清朝最后一位状元，为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画上了句号。

废科举后，朝廷任命刘春霖为翰林院修撰。他在翰林院主要负责校勘典籍、整理文献的工作。在此期间，他还参与编纂了《清史稿》，为记录清朝历史做出了贡献。

1908年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，清廷内外局势急转直下。刘春霖眼看着自己效忠的王朝逐渐走向末路，却无能为力。他每日在翰林院批阅文书，亲眼目睹了清王朝最后的衰落过程。就在这动荡的年代里，他依然坚守着翰林院修撰的职责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。

当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，号称＂天朝上国＂的清王朝轰然倒塌。刘春霖这个末代状元的身份，也随之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。他既是科举制度的绝唱，也是一个王朝终结的象征。这位出身寒门的状元郎，就这样见证了中国从帝制到民主的历史转折。

三、从翰林到教育家的转型历程

民国成立后，刘春霖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时代。作为清朝最后一位状元，他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：要么随着旧制度一同消亡，要么在新时代中寻找新的定位。1912年春，北洋政府成立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。在这个特殊时期，刘春霖选择了投身教育事业。

这一年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向刘春霖发出聘请，希望他能担任国文系教授。这所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，培养了大批新式教育人才。刘春霖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，开始了他在教育界的新生涯。

在北京高师任教期间，刘春霖一改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教学方式，采用新式教学法。他主张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，在课堂上不仅讲授古典文学，还引入了新文学作品。他编写的《国文教程》，成为当时全国多所高校采用的标准教材。

1914年，刘春霖应邀到天津南开学校任教。当时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正在推行新式教育改革，希望能够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。刘春霖在南开执教期间，开设了＂经史子集＂选读课程，将古典文献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讲授。他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，不少学生专程从外地赶来听课。

1916年夏天，北洋政府教育部特别邀请刘春霖参与编撰新的国文教材。这套教材打破了传统的识字、背诵模式，增加了大量实用性的文章，还加入了白话文内容。这种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，但最终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决定。

1918年，刘春霖接受了河北省教育厅的邀请，回到家乡主持教育工作。他在石家庄创办了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为河北培养了大批优秀教师。在他的主持下，这所学校不仅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，还特别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。他在校内开辟了实验农田，要求学生学习基本的农业知识，为日后到乡村教书做准备。

1920年代初，全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热潮。面对＂打倒孔家店＂的口号，刘春霖没有盲目排斥，而是主张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。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，呼吁保护传统文化遗产。同时，他又积极支持新文学发展，鼓励学生用白话文创作。

1923年，北京大学国文系向刘春霖发出邀请，请他担任客座教授。在北大期间，他与胡适、鲁迅等人多有交往，经常就文化教育问题展开讨论。他虽然不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张，但对于改革教育方式、推广白话文等举措都表示支持。

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，刘春霖的名声越来越大。各地学校纷纷邀请他去讲学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教育理念：既要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又要适应时代的需求。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，为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四、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承
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地区。面对国难当头，已届古稀之年的刘春霖毅然决定南迁。他带着珍藏多年的典籍和手稿，离开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，辗转前往重庆。

在前往重庆的路上，刘春霖一行历经艰险。途经河南时，遭遇日军空袭，一批珍贵的古籍典藏被炸毁。所幸他随身携带的几箱手稿得以保全，其中包括他多年来整理的《四书》注疏和《诗经》研究资料。这些文献后来成为抗战时期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料。

1938年初，刘春霖抵达重庆。当时的重庆作为临时陪都，汇聚了大量内迁的文化人士。在这里，他与其他学者共同创办了＂抗战文化研究会＂，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。研究会定期举办学术讲座，吸引了众多流亡学者参与。

1939年，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复校，刘春霖应邀担任国学研究所所长。他组织学者们抢救战区流失的文物典籍，并开展整理研究工作。在他的主持下，研究所完成了多部古籍的校勘工作，为保存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1940年，刘春霖在重庆创办了＂抗战文化讲习所＂。这个机构专门为青年学子开设国学课程，传授传统文化知识。讲习所采用免费授课的方式，使得许多失学的青年能够继续学习。期间，他编写了《战时国学简编》，这本书用浅显的语言介绍传统文化，在抗战时期广受欢迎。

1941年末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重庆遭受日军更为猛烈的轰炸，但刘春霖仍坚持授课不辍。他将课堂移至防空洞内，即使在空袭警报声中，依然坚持给学生们讲授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经典著作。

1942年，刘春霖与其他学者发起了＂战时文化保存运动＂。他们在重庆各地设立文化工作站，收集、整理流散的文物典籍。同时，还组织人力抄写珍贵典籍，将其分散保存在不同地方，以防空袭损毁。这些措施确保了许多珍贵文献在战火中幸存。

1943年，刘春霖开始编撰《抗战时期文化史料汇编》，记录战时文化界的重要活动和成果。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，也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持文化传承的艰辛历程。

1944年，刘春霖组织成立了＂战时文化资料保存委员会＂，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合作，系统地整理和保护文化遗产。委员会在全国设立多个联络站，建立起战时文化资料保护网络。这个组织为战后文化重建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抗战后期，尽管物资匮乏，生活艰难，刘春霖依然坚持撰写和整理文稿。他在重庆郊区的一间简陋茅屋中，完成了《战时文化论集》的写作，记录了这段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守护民族文化的努力。这些文字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文化担当。

五、晚年著述与文化贡献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刘春霖回到北平。这座他曾经金榜题名的古城已经沧桑巨变，但他依然选择在此安居，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和著述工作。北京大学特别为他安排了一间独立的研究室，供他整理多年来积累的学术资料。

1946年春，刘春霖开始系统整理其毕生著作。他的著述范围广泛，既有对古典经典的研究，也有对近代教育的思考。其中《四书读本》是他多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，将传统经典与现代诠释相结合，为后人研究儒家经典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1947年，他完成了《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研究》一书的写作。作为最后一位状元，他对科举制度有着独特的认识。这本著作不仅记录了清代科举考试的具体流程，还分析了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。该书成为研究科举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1948年，刘春霖应邀在北京图书馆主持古籍整理工作。他带领一群年轻学者，对战时抢救回来的典籍进行修复和编目。在这期间，他发现了多部珍贵的明清史料，并组织人力进行整理出版。其中《明清史料丛刊》的编纂工作，为后世研究明清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已经八十高龄的刘春霖受聘为北京图书馆特约研究员。他每天依然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习惯，上午整理文献，下午撰写研究笔记。这一年，他完成了《诗经今释》的写作，这是他多年研究《诗经》的心血结晶。

1950年，刘春霖开始编撰《清代学术源流考》。这部著作追溯了清代各个学术流派的发展脉络，特别是考据学派的兴衰过程。他利用自己在翰林院的经历，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学术掌故，为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1951年，他着手整理战时收集的民间文献资料。这些资料包括民间歌谣、地方志、家谱等，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。他将这些资料汇编成《民间文献集成》，为研究近代社会生活史留下了珍贵史料。

1952年，刘春霖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《八十年学术生涯回顾》。这部回忆录记录了他从科举时代到新中国成立的亲身经历，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。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各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，成为研究近代文化教育史的重要资料。

在生命的最后时期，刘春霖将毕生收藏的图书、手稿和文物捐赠给国家图书馆。这批珍贵的文献资料中，包括清代科举考试的原始档案、战时搜集的文物照片，以及他个人的研究笔记等。这些资料后来被整理成《刘春霖文献集》，成为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史料。

1953年冬，刘春霖在北京家中安详离世。他的一生横跨了清末、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，亲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。他留下的著作和文献，不仅记录了这段历史变迁，更为后世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。